`    很明显，叙述顺序是由东向西，自庄浪卫开始，西至甘州、肃州卫为止，镇番卫各驻特等在中间。根据我的记忆，可以认定昌宁湖、青山儿、枪杆岭、白盐池、九个井、土山、狼跑泉八处肯定在民勤地界，夹于其中的麻山湖、青泥湖（或青土湖），脱欢山亦应在民勤。如此，则有十一个。其他还可继续研究。《读史方  纪要》镇番卫条记：“新中沙白盐池，在卫东五十里。志云：卫燕四十里有小池，卫面三十里有三坝白盐池，卫西二百二十里有鸳鸯白盐，又有小盐池，俱产盐。不知其中的白盐池指哪个。在民勤分布的上述十余个居地，都在明边墙外，可见边墙当时起着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分界线的作用。边墙外的蒙古部落和以内的汉族农民相互为邻。

这些蒙古部落是河套蒙古四十二支中的银定、歹成（青把都）支系。贾敬颜先生考订：“银定，又称银定台吉、或银定把都儿台吉，属打刺明安部长莫蓝台吉第四子。青把都，又日青把都儿，即昆都仑歹成台吉，属老把都儿台即昆都力哈之次子，而昆都力哈则俺答弟也”。这是河套蒙古俺答系入居河西的情况。此外尚有其他蒙古部落余民。《大清一统志》昌宁湖条下亦记有“明季青把都游牧于此”的事实。

蒙古族居住于镇番卫边外的诸城堡下与吸朝卫官的亲系如何，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明太祖洪武初年统一今民勤地界时，军队是由北向南，先领有白亭海（鱼海），然后引军向面，设卫时自然将包括石羊大河下游的诸湖泊均置番卫管辖之下。所以，镇番卫北包括石羊河水系的整个下游地区，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元代统治河西时，阔端设行宫于凉州北约一百进而的芨芨滩，元代又称白亭海为阔端海子，这说明阔端王的部众分吊于整个谷水下游地区，包括白亭海及其周围，这很象汉代休屠泽在北一样，都是他的辖区。在蒙古统治期间。民勤地方的原汉人（包括西夏人）或被征其为兵役，或沦为农奴，农业生产倒退，耕地缩小，牧场增加，加上蒙古迁移频繁，至元朝灭亡时，这里的农村田野已相当稀少，农民已经不能和汉唐相比了。

明朝统一后，大量向河西移民、屯田，民勤地方移来了不少。镇压番卫所在小河滩城周围是初期移民的重点所在。解放前，城周围坟园连绵，环绕四周，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明史·地理志》、《大明一统志》和《读史方  纪要·镇番卫》所记民勤地名甚少，而且均在石羊河干流交通大道上，证明当时的农业恢复发展还是有限的。明代修筑边墙，主要是为了保护农业居民的农田生产，这并不是县界。镇番卫设卫指挥使、参将，管理军政，除汉族农业人口外，也包括墙外与汉民发生经常接触的各个蒙古部落。

当时，边墙内外民族间交往、接触、影响如何，史书上除战争偶有记载外，其他极少。但农、牧产品的交换，应是经常的。牧民没有粮食是难以生活下去的。这种交往不能不受卫指挥使的管理；发生纠纷，参将不能不进行干预。

值得特别研究的问题是蒙古对汉族文化影响的一个侧面。解放前，民勤坝区各村的农族都有建立和祭祀俄博的习惯。一个村子，不论有多少一氏，就有多少俄博，如文化村有王农俄博、蒋农俄博、马家俄博、姜家俄博、安家俄博、焦家俄博等等。而且这些大姓除原居地有俄博外，家支迁往何处，就在何处建立起新的俄博。俄博没有什么宏伟建筑，就是堆起一个土堆，有的有几棵树，有的长着酸茨、白茨等杂草。每当红白喜丧之事，不论请道家、佛家念经，但事先均要到俄博上祭祀一番。与俄博密切联系的就是师公子。师公子有荤、素之分，祭祀念经时用刀在天门和臂上刺血者称荤师公子；不刺血者称师公子。文化村邸师公子为素，张茂王师公子为荤。师公子有经文，诵经驱鬼时击单层羊皮鼓。鼓手把下装有几个铁环，摇鼓出声，与击鼓声相交致。驱鬼用大马鞭，鞭声震天，以壮声威。这种习礼裕，毫无疑问是来自蒙古族，特别是来逢河套蒙古的萨满教，而不是汉族固有的。明代镇番从中原地区迁来了大批汉族人民，甚至有的还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不论是征调来的屯户、屯兵、还是居宫流寓的百姓，原先都与萨满教毫无关系。但是，居住日久，他们受蒙古人的影响，普遍接受了萨满教祭祀俄博的习惯，建立起俄博，而且世代信守。在祭祀祖坟的同时还要在与自己家族血统毫无关系的俄博前烧香化表。这种习惯的形成，而且如此普遍深入，不能不说是与蒙古人长期接触、相互影响，甚至广泛发生婚姻关系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以边墙划分地界，更不能说镇番卫的指挥使只管边墙以内的汉族农业居民，也要管理边墙以外毗邻堡寨的各鞑靼部落。换句话说，上引《四镇图说》中所举镇番卫的十余处居住的鞑靼人，在一定程度上受镇番卫的管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末。

总之，从明初到明未，镇番卫的辖区一直包括石羊河中下游的整个地区。

明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将贺锦率兵西征，攻克兰州，杀巡抚林日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皆降，陕西地悉归自成”。至此，镇番归农民起义军政权管辖。李自成建号大顺，年号永昌。

永昌二年（1645）李自成起义军失败，清军大举南下，总督孟乔芳击败农民起义军西征部队，凉州、镇番相继统一于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