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振在凉州任职五年，至中宗神龙元年（705）离任，在以后的七八年间，唐朝在凉州没有新的建树。仅《旧唐书·赵彦昭传》记：赵于睿宗时出任凉州都督。《地理志》一记景云二年（711），“分天下为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赵彦昭凉州都督，当在此时。但这种变更不久即废。至玄宗开元三至五年间（715-717），薛讷任凉州镇军大总管。这大概是废都督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官职。从都督到镇军大总管，对白亭守捉拥有管理权。

《旧唐书·薛讷传》明记：边境设节度使始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而传记中却称：开元初即有河西节度使职。郭知运于开元三年（715）至八年（720）任河西节度使。接着，开元九年（721）至十六年（728），王君  接任河西节使、凉州刺史。王死后，由萧嵩接任。之后，牛仙客、崔希逸先后代任河西节度使之职。开元二十四年（736）至天宝元年（742）盖嘉运出任河西节度使。可见，河西节度使不始于开元二十一年，在开元初已经出现。这期间是唐朝经营河西的高峰时期，也是唐朝的极盛时期，河西节度使对河西的开发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对今民勤地方的经营。这批节度使大多是唐初的名臣武将，自然对郭元振设立的白亭守捉有所发展。

《元和郡县图志》：天宝十年（751）哥舒翰改白亭守捉为白亭军。《新唐书·地理志》四则记白亭守捉改军时间为天宝十四年（755）。对这些记载，需要从哥舒翰本人活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加以考察。

天宝六年（747），河西、陇右节度使，判武威郡事王忠嗣被贬，哥舒翰继任陇右节度，活动地区不在河西，多与青海吐蕃接触。天宝十二年（753），进封凉国公，加河西节度使，次年兼御史大夫。在其接河西节度使前，天宝八年（759）高仙芝任武威大辩论守、河西节度使。可见天宝十年哥舒翰不理河西事，在任者是高仙芝。哥舒翰于十二年兼新星西节度使，不久即病，恐怕未曾亲理河西事。十四年（755）安禄山反，哥舒翰奉诏拒叛军于潼关、陇右、河西相继陷于吐蕃，哥舒翰也死于安禄山之手。以此可见，不论是天宝十年或十四年，哥舒翰不可能改白亭守捉为白亭军，改军应在此前，或者说在开元年间。

军和守捉是军事机构，不同于县。为什么设军不设县，这与当时的居民状况和管理方式紧密相关。

如前所述，从隋代以来，今民勤县境就有突厥人活动；隋末唐初又有一支西突厥人迁入。《旧唐书·王君  传》记：“初、凉州界有回纥、契芯、思结、浑四部落，代为   长。君  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时间大概在开元初年。这就是说，从隋初至唐开元年间的一百五十年，突厥语系各族在凉州的势力不断增加。今民勤地界为其极好的牧场。这些民族有隶唐朝的户籍，由部  长领其部众，因而唐政府不能以管理农业居民的方式管理，而只能在要地设立军事机构进行控制。白亭军、明威戍、武安戍分别设立，其重要性不亚于一县。仅白亭军就有常住兵一千七百人，这是一般肥难以达支的。在军事管理下，仍有汉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但不占重要地位。

唐朝因“安史之乱”无力西顾，河西相继落入吐蕃之手。吐蕃占领凉州的时间，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二年（764），之后陆续占领了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占领之后，改变了原来唐河西节度使制度，设立凉州节度使与青海节度使、鄯州节度使、河州节度使、瓜州节度使，统称吐蕃“东境五节度使”。凉州节度使不包括瓜、沙地区。吐蕃所设节度使，与唐节度使不同。吐蕃早在向青海地区扩张时，将被征服民族管理起来，由相当于万户长的军事首领管理。此亏户长或者称将军，唐朝即译为节度使，节度使开府的地方，称节度衙。凉州节度衙设于武威姑臧城。

凉州节度使的官职情况，敦煌文书P·T·1089号卷略有记载。官职有“翼长、万户长、大守备长、节儿（黄铜告身）、大营田官、大城塞长、上下部牧地大管理长、翼都护亲任官等，中守备长、副翼长、小守备长、大收税官、机密大书记、事务总长、大司法长、吐蕃和孙波千户军长、通颊与吐谷军千户军长、节儿（红铜告身）、机密使者、机密中书记、机密小书记、、吐蕃和孙波小千户军长、汉—突厥语通译、遗弃地区将军、红铜字位官吏、事务都护、通颊与吐谷浑小千户军长、大虎皮肩饰章者（及无官职红铜告身者）、机密收集与传递官、牧地管理都护、畜户大管理官、小虎皮肩饰章者、副牧地管理长、机密书记小官、南山部落将校、畜产小管理官、法（佛教）事务官、配达官“等。

从上述官职名称分析，明显的特点是军事性统治官员多，包括出征作战、城防守御、地方军政管理、军事情报的收集与传递等，而行政民事性官吏和农田水利生产类官吏则极少。这种情况反映了军事奴隶制政权的吐蕃王朝与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唐朝有很大差异。大营田官、大收税官应是针对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