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描述他们的老师：“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也没什么尊严……”（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读书无用论的渲染下，课堂成为乡村孩子的游戏场：学生们以抽烟、喝酒、喧闹替代了应有的读书与思考。闹剧式的乡村教育，解构了“读书改变命运”的读书动机。在习惯以金钱、地位和社会关系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扭曲价值观引导下，功利主义的考量，让教育目的走向了误区。乡村“反学校文化”的背后，恰恰是乡村教育的迷茫与怅惘。“垮掉的一代”式的绝望弥漫于整个乡村学校，所谓“反学校文化”的实质是失望之后的反抗。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机会严重不均的背景下，“反学校文化”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相较于教育资源发达、师资力量雄厚的市区，乡村教育的软硬件皆处于弱势，其上升的渠道日益狭隘。当考不上成为乡村学生的集体无意识，其对于读书的渴望和学校的归属感自然降低。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就业难已经动摇了农村学生通过考试跳农门的信心基础，一旦高成本的学习经历无法满足其职业的预期，更固化了读书无用论的市场。由此看来，乡村成为“反学校文化”的策源地的原因，不仅仅是乡村学生的叛逆，其背后有着更为严峻的社会原因和政策因素。

　　“反学校文化”的诱因在于乡村学生对于学校教育的失望，遏止“反学校文化”在乡村的弥漫，要重塑他们对教育对学校的信心。让公众欣喜的是，对于改善乡村教学环境，提升乡村教师待遇，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行动。330万乡村教师的工资已经实现普涨，针对于农村学生的“圆梦计划”也为农村的莘莘学子带来福音。迷茫之后未来值得期待。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