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启示录

　中国商人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无论这些商人是富可敌国，还是苟且偷生。

　　清代中国出现过一群世界一流的大商人，集中在广州外贸领域。从观念到财富，他们都处于世界顶尖商人阶层。从日后结局看，对他们来说，不要说如西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般保存资产，就是保得身家性命都不容易。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商人或以悲剧收场，或归于平淡。

　　一、垄断

　　中国的广州十三行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个垄断机构，只不过垄断的原因不同。

　　广州十三行从事外贸，帮助洋商销售货物，在没有外交机构的前现代社会中，他们也拥有类似现在海关关员、外交官、保险公司、担保公司、贸易商等种种身份，帮助洋商纳税、担保，在洋人与官府之间传递文书，从事进出口贸易、代销洋货等。从乾隆下令“一口通商”之后，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十三行行商是当时最大的贸易商。

　　十三行，并不代表清朝广东官方认可贸易商只有十三家，只是沿袭明朝的“十三行”的说法而已。

　　十三行实行垄断的首要原因，大概是担心华洋杂处扰乱民心。在朝廷看来，让商业在纯正的农业社会中大行其道并不合适，难免人心不古、人人为奸。清代中后期日益封闭，华夷之分越来越严，也是垄断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清帝并不认为商业重要，通商只是赏洋人饭吃，没有茶叶大黄，洋人恐怕会滞胀而亡。嘉庆十九年的上谕说：“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甚至领土亦“赏给”于“恭顺之邦”。英夷的“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

　　从明代开始，中国融入全球白银大时代，以茶叶、丝绸、瓷器换回从墨西哥到日本的白银。这并没有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相反，康熙之后，中国越来越回归小农经济和农本思想，尤其在所谓的乾隆盛世末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华丽的锦袍下是无数的饥荒窟窿。

　　由于洋商希望驶入中国北方，进行更大范围的贸易，这引起各地官方担忧。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只留下广州粤海关，以免国人受到洋人洋货的沾染。

　　一个只有坏处的政策当然无法行之久远，十三行的垄断在当时也有些显而易见的好处。

　　十三行垄断经营后，各行之间可以协商，互相约束，互相帮衬，形成有序的自律组织。过去，曾有小商行肆意欺骗洋商，而洋商的欺诈风险也难以杜绝。有了受约束的大行商，起码可以减少大规模的招摇撞骗。即使有欺诈，也可以让朝廷蒙受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行商之间可以互相协商定价，用今天的话来说，官方垄断还避免了各贸易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保证贸易有序。

　　垄断权在朝廷手中，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集权财政效率。地方势力缺乏财政支持无法坐大，而直达北京的财政渠道又非常通畅，财政集权的方式让北京的权力更加集中，垄断与集权的财政、社会架构是相适应的。

　　垄断行商与朝廷皇室，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利益群体。高贵的官员们既可以得到洋商滚滚而来的白银，又不必降尊迂贵与不懂礼貌的洋商直接打交道，体现出皇室至高无上的尊严。

　　那么多进出口贸易，合法的出口只有一个，遍地流油，金山银海。粤海关制度让一个小群体在不丧失身份体面的同时，尽情享受垄断利润的好处：内务府多少，当地官员多少，皇家多少，大家坐地分钱，毫不避讳。坐镇广东的粤海关监督，由皇帝钦定，多由来自京城的宫廷内务府官员出任，是皇帝向亲信输送利益的最直白的方式。

粤海关有独立系统为宫廷服务，粤海关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广州海关关长，当时两广总督年薪仅2万银两，粤海关监督年收入可达40万银两，因为任期不固定，只只肥猫上任之初先吃饱再说，以免日后被撤后悔。

清宫关税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税银有3%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3%留作海关之用，70%解交户部，24%划归宫廷内务府。此后100年间，广州十三行向清廷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称为“天子南库”。

由于垄断，行商是当时与晋商、徽商并肩的商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下榻的海淀宏雅园，就是被查抄的一名前粤海关监督的园林式私宅。《帝国掠影》引用使团副使斯当东描述说：“（宏雅园）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据说这个产业属于前任粤海关监督，他从对英贸易中贪污大宗款项修建这所住宅，以后调任北京附近，继续贪污，最后被处分抄家，产业没收归公”。

海关税没有一定之规，大概估算，核税方法通常分为正税、比例、估值三种。正税是按货品从量课税，分为五大类：衣物类26项，食物类55项，用物类210项，杂货类143项，另加船料类18项。所谓比例，是指定出一货品的征税标准，其他货以比例从量课，未分类，共计470项。估值，是定出货物价值，从价课税，亦未分类，共401项。米谷、珠宝、贡舶，则免税。

税制复杂，没有精确计量，更要命的是，上述税项并非一成不变，常常因人而异。有艘英国商船进港，海关丈量人员先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一经贿赂，马上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后，结果以500银两了事。正如洋商所记载，基本上没有钱办不成的事。

雍正年间，行商每年缴送买办银两达三至五万，相当于粤海关正税的三分之一。每到特殊时期，还得捐输报效朝廷。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5，085，000两，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行商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三十万两，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因为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三百五十余万两。总而言之，皇室过生日要报效，战争要报效，基础建设也得报效。这就像没完没了的报恩与赎罪，成为行商的原罪。

经济实力显赫，政治地位低下，十三行的商人注定成为巨大的捐献者，如同一只只献祭的肥羊。他们与洋商关系密切，与官府更得打成一片。清代档案显示，洋船到港口投行卸货之后，行商总会私下赴海关衙门行贿送礼，以获得官府对其把持行市的许可。

为了让自己地位上升，买官用顶戴装扮自己是正常现象，物质精神双丰收。行商中的潘、伍两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这是商捐所能得到的最高官阶。现在，多数人使用的伍秉鉴照片，还是穿戴正式、身形瘦削的官服照片。在旁人眼里，大行商算大富大贵。在地方大员眼里，捏死他们也就跟捏死个虫子似的。

1757年得到垄断权，使十三行走向鼎盛。但是，垄断权力在朝廷之手，也是十三行彻底衰败的根源。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垄断机构，垄断对垄断并没有什么不妥。经英女王特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南非好望角以东的贸易，与十三行的垄断对接近百年，也算是旗鼓相当。

东印度公司最初的垄断源于覆盖风险的需要，从飓风到海盗到疾病，远洋贸易冒生命危险，动不动就本息全亏，所以出资方要求垄断，以自身的管理方式、金融与舰队，最大限度地覆盖风险。

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真正控制公司事务的，是伦敦金融城的25位神秘银行家。伊丽莎白一世以及其他一些贵族也以虚拟出资方式成为是公司股东。其他入股超过1000英镑的小股东有500人，无权进入董事会，没有管理权、发言权和知情权，享受分红权。

25个大银行家族组成了一个董事会，下设约10个管理执行委员会，基层则有十余人为独立团体，其中三至四人负责管理，组成“特派委员会”，史称“大班”。如果派驻中国广州的机构，就是“广州大班”，有时“大班”特指“负责人”。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个商贸企业，还是金融与军事机构，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1670年，查理二世授予东印度公司铸币权、司法权、开拓领土权、战争权以及宣战、结盟和缔结跳跃的特权。同时，东印度公司还拥有税收权、贸易垄断权和“特殊商品的绝对垄断权”。

随着远洋贸易风险下降收入上升，远洋贸易成为全民致富运动，平民贸易兴起，亚当斯密理论流行。加上英政府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救济，使公司丧失了部分财务自主权，而政府内部权力制衡独立雏形形成，快速脱离威权统治体制，官方军队力量上升，从美国到印度民族起义不断，反垄断的呼声越来越响。

1813年和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分别被废除。但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之前，东印度公司一直扮演着印度统治者的角色。1860年中，公司在印度的所有财产交付政府。公司仅帮助政府从事茶叶贸易（尤其是与圣赫勒拿岛）。《东印度公司股息救赎法案》生效后，公司于1874年1月1日解散。

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几乎是最后的美好时光。

二、连坐

1684年，康熙废除禁海令之后，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与外界通商。两年之后，广东当局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宣布建立洋货行，仿效明朝制度，重建十三行。粤海关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行商家数不定，少则4家，多则26家。要成为十三行的官方指定行商，充当行商的领牌费在3万两白银到10万两白银之间，也有说在2万两到6万两之间，总而言之，这是一笔够普通人家生活一辈子的收入。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经清廷批准，十三行的16家主要行商们宣布，建立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会——广州公行，颁布了13条章程，制订了生意的利益均沾原则，制订了股份制原则，还牢牢控制主要外贸商品的定价权。每船货物大行商可以承揽一半货物，另一半由其他行商承揽。章程中规定了股份占比分配等，就是拿到现代商业社会，这些章程也毫不逊色。

朝廷不可能放任中国最富裕的一群商人自行其是，商人自律组织之上有朝廷的影子。1728年（雍正六年），清政府设立商总制，商总制下设总商，由粤海关监督任命，由所有行商中身家最殷实的行商来担任。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开始，一直是由行商中实力最雄厚的同文行潘振承来担任。1808年，潘家的潘有度宣布解散同文行，广东十三行总商改由广利行老板卢观恒与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担任。伍家从伍秉鉴成为总商，到1833年伍秉鉴之子伍崇曜接任，成为公行制度取消前最后的总商。一直到去世前，伍秉鉴依然总揽全局。

擒贼先擒王，朝廷抓住总商这个牛鼻子，就可以控制整个“广州十三行”，总商就是十三行的CEO，粤海关监督代表朝廷担任董事长。

担任总商有好处。1813年（嘉庆十八年）潘致祥奏请暂时歇业，粤海关任命伍浩官和卢茂官担任总商，凡是评订货价及对外通商的事宜都由总商负责，其余行商不得过问。

担任总商风险也很大，不管是欠债、还钱、与洋商交往，凡是行商的问题惟总商是问，有句话是“宁为一条狗，不为行商首”。

行商的风险在于为洋商作保，凡是关税上缴不足、欠债等等，惟担保的行商是问。行商之间还得连保，行商如有“欠饷之案，俱移会督抚，将乏商家产，查封变抵，其不敷银两，着落新办行业之新商，代为补足。如行闭无人接开，众商摊贴完结”。如果遭遇个大骗局，或者担保的洋商货物卖不出去，或者遭遇连环商业欠款，行商就完了。

连坐制度历史悠久，基于血缘、邻居、同业等的互相担保政策，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力的控制武器。朝廷控制行商也如法炮制。

都说十三行巨富，但一方面要向内地的茶商支付巨额订金，另一方面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年收取大笔税费，再加上担保行商洋商，从乾隆末年开始，资金周转不灵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行商。行商高负债是常态，就像现在的大企业，资产虽多，负债更高。

行商之间资金紧张像野火一样互相蔓延，行商之间是紧紧捆绑在一起连带责任的关系，火烧连营的结果是债务危机蔓延整个商团。

行商无法形成社会融资，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封闭的行业。道光元年后，不断有行商破产。朝廷只知道要钱与惩罚，根本不知道商业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更别说建立商业规则。朝廷的眼界远远比不上行商，不可能给行商创造规范的发展空间。

当时西欧各国放债，年利率大概在3%左右，而广州则在20%到40%之间，跟今天的高利贷一样，用这样的利率借款离破产不远。行商向洋商借款使用的是市场利率，洋商又不是活雷锋。当洋商结束贸易季回国，把未售完的货物交由自己信任的行商代为买卖，两三年下来利滚利，行商往往就此欠下巨债。

西方人有时拖欠行商巨款，如果得不到赔偿，行商会被拖垮。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元的纽约和费城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清中期，就有中国商人越洋诉讼，并且还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

著名鸦片贩渣甸和马地臣的商行开张之前，渣甸租了十三行中的东生行义和馆，每年租银6500元，以3年为期，期满再签，这时已破产的东生行欠渣甸银65万元，由其他行代为清还，租房也有还帐的意思。

到了1814年（嘉庆十九年），频临破产的行商都接受过英公司选委会的援助。1814年8月选委会备款226，000两援助行商，断然拒绝粤海关监督命令公开欠款数目的要求。1815年（嘉庆二十年）七家洋行向选委会求借85，400两作纳饷准备。总商伍浩官请求选委会公布七家洋行所欠债款，也被拒绝。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选委会以一分利计息对六家行商放债，用于纳交行用。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因纳进口税饷以及进奉皇上万寿，行商又向选委会借巨款。

行商之间也互相借贷，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5月，怡和行伍浩官放款接济其他七家行商，由英公司选委会担保清偿，贷给七家洋行做纳饷之用。

十三行有巨富的一面，也有压力山大的一面，伍秉鉴一辈子小心谨慎，据说只开过一次玩笑。时有行商因生意失败而家破人亡。

1780年，在开业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380万元，借贷本金实数仅为107万，利滚利翻出3倍多。乾隆要求刑部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偿。这是连坐清偿的开始。

以下是余熙、卞秀丹《广州十三行衰败的原因新探》转引的《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资料：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行商吴绍平买外商的货物二十五万无法偿还，被发配伊犁以示惩戒，他的欠款由其他的行商分五年按六次分摊还清。

1795年（乾隆六十年），石中和货价抵后五十九万八千两，入狱。

1796年（嘉庆元年），蔡世文欠款50万两，自杀。

1808年（嘉庆十三年），沐土方货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发配伊犁。

1810年（嘉庆十五年），郑崇谦货价及外商一百零五万九千两，发配伊犁。

1823年（道光三年），潘长耀欠饷银和外商十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五两，身故。

1828年（道光八年），梁经国欠巴斯人和美国人一百九十万元，身故。

上述商人都是当时比较大的商人，却落得如此下场，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被打破，贸易出的多入的少，行商不堪债务重负，家数越来越少。直到道光九年以后，行商之间的债务捆绑及对英商的承保制度才渐渐解除。

由于责任太大，很多行商富不过三代，一些大商人择机自行退出，贻养天年。

进门不易，退出也难。按照清廷规定，行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著名行商潘致祥曾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花了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好不容易脱离洋行界。过了六年，朝廷不满意担任总商的怡和行和广利行，认为潘致祥家业殷实，熟悉洋务，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辞退，实属投机取巧，又被招重操旧业。伍秉鉴为了让自己退出，花费了50万两，结果总商的头衔落在自己的儿子头上。

行商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到有自律组织，已经很不容易，此时更需要社会化的融资渠道，以及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法律支持。

贸易双方没有正式规则，只是凭借长久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导致违约状况时常发生；对外贸易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是皇帝的圣谕和偶尔颁布的一些章程。

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法律支持。行商有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一群人，而清帝、朝廷的官员们和大多数平民，面对突然其来的工业革命与全球贸易潮，还躺在床上做着春秋大梦呢。行商生得太早了，难免夭折的命运。

农业社会发展不出建立在制度上的商业文明，没有商业文明作后盾，十三行注定做不大。全球贸易链重洗后，加上清廷为鸦片战争失败找替罪羊，十三行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