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他家的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年代很久的土木结构房子，它是60年代的房子，感觉特别亲切。走进房里，靠右手是一个能睡3到4人左右的炕。屋里很简单，一目了然，家具只有民国时期的两把椅子，一张桌子。这是一位为人很谦和的老人，衣着很朴实，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位久经杀场的人。下面是采访内容。
    我叫毛恒杰，当兵时叫毛六斤，男，回族，党员，1940年7月10日出生，家住木河乡毛家村二组。小时候家里没能力供我上学，到部队里也没时间学，勉强学了200多简单的字。1957年11月报名当兵，本村只有我一人，经过体检过五关，斩六将，我于1958年3月正式入伍。当时光荣地入伍的共7人。其他6人分别是：甘草王（现芦塬）2人，一个叫王永录，他在1958年，甘南积石山战争当中壮烈牺牲；另一个叫杨国祥(现去世）。马坪村2人，一个叫毛和列（现去世),另一个叫马正荣(现去世）。高山村1人，叫马桂子，他1959年在西藏黑河战役中壮烈牺牲。上渠村1人，叫李存善。目前，只有我们两人还幸存。
    我当兵期间，1959年1月任副班长，每月待遇12元。1959年9月任班长。1960年6月任副排长，每个月待遇40元。1960年10月任代理排长。1961年1月转正排长。战士每月6元。我们一般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活动，山沟里住，钱自然花不出去。因此，由司务长代理保管，存在军人服务社下，到能花钱的地方发给我们。
    我当兵前，家里只有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五岁时，我的父亲已去世，姐姐已出嫁。当时家里都很困难，经常饿肚子。1957年冬季县武装部征兵，征兵标准为18-22周岁。当兵是我儿时的梦想，每年看着村里有当兵的人，我特别羡慕。现在一年征兵的时候到了，终于，实现我儿时愿望的时间到了。我赶紧报名当兵，然而，有两个条件我没有达到：一是我的年龄不够；二是家里是独子不能当兵。为了实现我当兵的梦想，我首先虚报了我的年龄，虚报18周岁。又虚报家中有一个兄弟。这样，我报名的条件具备了。当时一年征两次兵，夏季与冬季，区别在于冬季征兵量大。经过体检，我顺利当上了兵，我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1958年的春天，我留下孤苦伶仃的母亲。母亲用手扶摸着我的头，含泪地把我送到门口。从此，我踏上了保卫祖国的征程，在那个年代，我清楚地知道，当兵意味着打仗，意味着流血，甚至牺牲生命。但是，当兵光荣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一年我们当兵的全县有170多人，入伍后，我们兵分两路：一部份被分到临夏，另一部份被分到临洮，我被分到临洮的队伍里。我们新兵到县上武装部集合坐汽车赶往临洮，我们到县上武装部集合，我们乘坐汽车到达临洮。一路上，心情特别愉快，儿时当兵的梦想成为零距离了，就是对母亲有点牵挂。哎！没有办法。我们部队代号是0031。我们在此住了一个星期，期间训练军事科目，主要是练习瞄准，还没等练熟，甘南土匪暴乱，被急调到甘南玛曲剿匪。
    1958年，在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派集团的策划下，与特务分子相勾结，向藏区派出代表煽动叛乱。今年春天，一小撮反动分子在甘肃甘南反动，狂叫要“赶走共产党，消灭解放军，不要人民政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反动分子为骨干，很快裹胁不少群众参加。当地群众如不参加，就把他全家杀光，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乖乖地听话。很快反动势力，发展到上万人，枪支发展到上万。他们公然提出要建立“大藏旗王国”，这次规模宏大。步兵第11师除炮兵305团外，全部进入甘南平叛。此时步兵第11师还指挥内卫第二团，成都军区145团，组成了第一指挥部，于1958年3月进入甘南，与第二指挥部的独立骑兵第一团和第三团一同平叛。他们配合我们平叛甘南叛乱。
    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新兵0031部队被急调到甘南平叛。我们在甘南碌曲整休了两三天，之后启程到玛曲，到玛曲县过了天下黄河弯曲部。我们是国防野战军，自己背干粮，生的、熟的都有，7天的量。背上衬衣、鞋、各种武器。背上行李。粮食、帐篷有专车拉，它们紧跟到我们的身后。走到哪睡到哪，睡的都是帐篷。有时我们晚上睡，任务紧急就日夜兼程，甚至连夜打仗。由于军情紧急，我们十万火急来剿匪。在此我们打了三次大的胜仗，小的打仗数也数不清，因为随时碰到敌人就要开火。以兰州军区为主，而四川军区，青海部队，平凉骑兵配合我们。我们开始了平叛工作。这里发生的战争，它们分别是：
    一是1958年春天扎西滩战争。攻击前，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张贴布告，散发宣传品，揭露事实真相，教育群众。当时是贾营长指挥战争，全营1000多人。我军占领山头，当时，地理位置，人员，武器先进，这些都占有优势。敌人手里拿着小斧头、长矛枪、大刀、步枪，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当时我被分到重机关枪连。7个人一个重机枪，它很重，战友分头拿着，我主要负责背枪身，其他战友负责背枪架、子弹。我主要负责射击，我如果受伤，副射手即是提枪架子的人负责射击。此时，我问到：“你那么年轻，你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你害怕吗？你打死了几个敌人？”他平淡地说：“我不害怕，一上战场，面对凶猛的骑兵，哪顾得上害怕，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都聚精会神地打仗，稍有不慎，命就没有了。打死了多少人看不清，也顾不上看。”我们越打越精神，只想赶快把敌人赶走。因为重机枪的子弹就象簸箕簸粮食一样往外喷，打上轻者伤，重者死亡。敌人眼看着形势不对，骑着马仓惶逃串。整个战场持续了20多分钟，我军伤亡不重，我军受伤了几人，当时我军死了2人，其中一个是排长，另一个是战士。当时，我们顾不上悲伤，只顾打仗。把悲痛化为力量，多杀敌人，赶跑敌人，就是对死者的告慰。
    二是1958年春天积石山战争：我们去时，战争都基本结束了。这场战争中，我的战友及我的老乡王永禄壮烈牺牲了。他当时背的是轻机枪，由于副射手背的子弹，他速度慢了，没有与他同步跟进。在战场上他与敌人相遇，他枪里没有子弹，被冲过来的敌人拿刀横劈下来。我的战友及老乡就那么走了，战场上顾不上伤感。否则，就会被杀掉的。这场战争伤亡不大，战争持续了约半个多小时。
    三是1958年夏天，玛曲桥柯寺战争：这场战争规模宏大，四川、青海、甘肃、平凉七兵师配合我们部队，当时有5架飞机，四架轰炸机，1架侦察机，都是师级部队，每个师都约有上万人。我们无论从兵力，还是从武装设备上都超过了敌人。我一看到这些兵力，还有武装设备，激动地像个孩子，盼着赶紧打仗，忘了伤亡的悲痛。当时是兰州军区张达志军长指挥战斗，我们把敌人包围在玛曲桥柯寺，用飞机炸，炸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炸过之后，步兵清理战场，叛乱分子全部被剿灭。
    四是1958年冬天，玛曲虎头山战争：贾营长指挥我们战斗，打仗时，分不清当地百姓，我们看见举手投降就不打，打了大约20多分钟，叛匪看着打不过，仓惶逃串。战争到了最后，叛匪听说投降不杀，优待俘虏，此时，叛匪全部投降。
鉴于叛乱骨干肯定是少数，有不少是被裹胁的和受蒙蔽的，在政治瓦解的做法上，有的是先打后争取，有的边打边争取，有的先争取不成再打，有的则争取、等待、再争取。平叛斗争的过程，实际上是军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也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让群众深刻地感觉到党的阳光，群众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党走，永不叛变。
    1959年春天，西藏和平解放后，本着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的一贯主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实行，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实际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反动上层就勾结外国敌对势力，企图以武力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反动分子利用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造谣，共产党要杀害达赖喇嘛，致此，西藏的局部叛乱发展成为全面叛乱。因此，步兵第11师在平息甘南叛乱后，火速开赴西藏参加平叛。
    我们在兰州乘火车到达西宁，西宁乘汽车，粮食武器有专车拉。我们一天走一个兵站，晚上，在兵站吃住休息，我们走了半个多月，到达日客则的郎卡子住下。这里半农半牧，没有叛乱在此，我们没有打仗，主要进行清剿工作。我们主要与当地干部一起讲解、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我们每天走到一个寨子把当地群众都要召集起来，由班长主持讲解共产党的政策，不要被反动分子利用和诱惑，我也主持讲解过。平时关心当地百姓，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都要帮助他们。我们要叫他们的心归顺共产党，而不是表面的征服。我们真诚相待，和睦相处。经过一年的相处，这里的百姓都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
    1960年2月，我们进军藏北。我们翻越唐古拉山，这里没有车，只能步行，我们背着行李、干粮、武器、弹药。晚上，我们住帐篷，两个人铺着一个大衣，盖着一个大衣。我们选着背大衣，因为大衣能站岗穿。这里空气稀薄，缺氧气。呼吸很困难，呼吸起来肺都疼。路看着平缓，但是走不动，他说：“人上不来气。”他说着做出呼吸的动作。这里饭做不熟，水烧不开。这里天气很冷很冷，背着棉大衣走路，我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不赶紧把棉大衣穿上，那么冷。”他无奈地说：“不能穿，穿上走不动路。”当时，好多人冻成肺炎，肺炎转成肺水肿，命就没有了。走路好好的，如果跌倒就永远的再也占不起来。手脚冻了那是家常便饭，其中一个川王的战友冻了，手指头与脚指头冻得仅剩2个指头，把下肢都截下来了，最后，残疾了。我虽然烙下了风湿病，但在那种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恶劣环境的地方，四肢健全地回来已经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我们步行24天，终于翻过唐古拉山，到了阿力地区。我们一个排16人，跟着部队走的仅剩7人，3个班长，冻死2人，两个班长都被冻死，一个班长被调走，冻死专门被拉到烈士坟园安葬。冻伤的被牦牛驮着，驮到通车的地方，拉到后方医院治疗。
    在西康新寺，我们遇上叛徒，我们打败叛匪。叛匪逃走，我们在这里继续做招降、清剿工作。每到一个村寨，我们就把当地百姓召集起来，我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不叫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与诱惑。虽然我们因为高寒缺氧、条件艰苦，再加上气候恶劣、冰天雪地，我们的嘴唇和手都冻裂了。而旁边的寺庙大殿非常宽敞，住人没问题。但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我们严格贯彻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再缺粮再饿肚子，也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宁肯饿死，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在这里，我们工作了一年，召降工作做完。
    1961年2月，中国与尼泊尔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边界问题关系既关系到各自国家的主权利益，又牵扯国民感情，因而往往成为制约两国关系发展、影响周边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这期间，中央派来了一个领导，他是作战部副部长，任签订《中尼边界条约》的副组长；西藏宣传部部长，任这个组的组长。山上常年不化积雪，部队分为内围与外围，左三层，又三层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是他们的警卫排排长，主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我们乘坐两天的解放大卡车，之后，步行尼泊尔边界，西藏东部，其它地方有单另的工作组进行勘察。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联合进行了必要的实地调查和勘察，且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他们分了三个小组，他们很辛苦，每天早上7点到8点，太阳刚出来时，根据地形，主要在山头、路口，赶紧画地图。否则，雾上来，不能实地勘察，拿进帐篷里细细描写、勾勒。交界画好了，先做木头交界，把木头交界先订到交界处。之后，根据木头交界，再用石头做成交界碑把原来的木头碑换下来变，石碑高50公分，宽20到30公分，石碑一边是中国文字，一边是尼泊尔文字。晚上，还要看天文、星宿。每个星宿都与地上对应上，因为地上的地理位置会发生变化，但是天文、星宿不会变化，这就保证边界条约的准确性，他们走到哪，我们就保护到哪，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经过一年的实地考察，中尼边界工作结束。
    1962年8月是中印边境战争。被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当时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度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但是，面对敌人强大的野心，忍让只能叫他们更加疯狂。因此，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且大手一劈，“扫了它”。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机构组成了，张国华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在中印边境的西藏开火，这里环境恶劣，尤其在高海拔的情形下，中印双方同时也存在着物流和补给不易的问题。因为地形的关系，这里是原始森林，大山深处，双方的海空军几乎不能参与这次战争。
    我们配合青海部队，甘肃部队，西藏部队。我们步行9天9夜，我们走路脚都走肿了，鞋子与脚已融为一体，鞋子脱不下来，用刀子割，衣服也被刮烂了，衣服遮不住身体了。从这以后，我的脚留下了后遗症，每到晚上脚特别痒、难受。从大王到德热宗打了一仗。晚上4点打到第二天1点多钟，打从西山口战败的兵，这里还有棒底那增援部队，我们的任务从中间切断他们的汇合。如果汇合了，敌人的力量肯定强大了。我们再反击就代价更大了。我忍不住问道：“晚上，打仗能看清吗？”他很平静地说：“能看到，开枪时有光。”其实，打死的不多，逃跑少数，百分之80的投降。此时，我们到仓库里寻找衣服、鞋子穿。对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军用物资归还印方，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教育之后，印方领走。有的俘虏都不愿回国了。这场战争打击了印度的侵略势力，鼓舞了人心。稳定了中国边界的局势。
    1962年冬天，我们返回日客则。在这里，我任排长。组织人员训练、学习。训练军事课，政治课。
    60年代，中央慰问团来，送给我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毛巾都用坏了，杯子也很旧了，但它确实很值钱。上面的题字是:英勇保卫边疆的边防部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1964年夏天，我转业回家。回来时，我的母亲已去世几年。1961年时，我给连里说了母亲的情况，连里以组织的名义给村里写了一封信。村长回信回到连里之后，信上说，母亲已去世一年多。母亲临终前说：“我活着看不到我的儿子了！”
    我转业回家就结婚了，我有2个儿子，4个女儿。我转业在家待了两个月，1964年夏天我被分到县武装部工作3年，每月待遇40.5元；1967年冬，被分到经理部负责采购化肥等工作3年半，每月待遇40.5元；1970年冬天，我被分到刘堡供销社任经理2年，每月待遇40.5元；1972年冬天，我被分到医药公司经理一直干到退休，经过几次调整，现在每月工资调整为2000元。我51岁退休，小儿子继承工作。我现在当兵优抚对象补助每月为300元左右。
    我感谢党对我的栽培，我从一个文盲到会认字的人，从一名普通人到经历了久经沙场的一名光荣战士，从一名战士到经历了多种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晚年还赶上了祖国伟大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