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1日是达沃斯的“中国日”，那么，22日即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第二日就是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名医会诊日”。看点之一就是“美国病人”为“欧洲病人”开药方，其中包括怎么用好QE.

而就在相关分论坛结束不久，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就宣告了欧版QE的正式登场。

美国：传授QE经验

人们首先聚焦的是经济稳健增长、就业率回升的美国。普遍的情绪是有些羡慕加无奈。在名为“结束实验”的分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估计，美联储年内就将加息，而且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在年中而不是年末。因为第一，美国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第二，美国的通胀率暂时没有显著上升的迹象。

“鉴于这两点事实，美联储加息对美国经济而言肯定是一件好事。”拉加德说，但是它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就难说了。“肯定会有副作用，导致波动性，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高盛集团总裁科恩(Gary Cohn)提醒人们注意，虽然美国失业率确实下降了，看上去情况很不错，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情况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乐观。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失业率下降而增长，甚至还是负增长。就业参与率并未显著提升，所以实际上只是岗位增加了，参与就业的人数并没有增加。所以他认为，美联储在考虑加息时仍应审慎。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以每季度5%左右的增速赢得了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羡慕。而美国QE政策的成功也令它似乎有资格在其他发达经济体面前扮演老师的角色。

例如，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支持欧洲采取QE政策。他说，“做得不够的风险远远大于做得过多的风险”，因为当今的宏观经济威胁就是通货紧缩和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

但他同时提醒，如果认为QE是万灵药，能够治好欧洲经济的一切毛病，那就错了。他要人们注意，美国QE和欧洲目前酝酿的QE有四点不同。首先，美国QE最有效的时候是一开始，当时美国信贷市场的运行状况不如目前欧洲市场的状况；第二，美国QE取得良好效果的阶段，长期利率在3%上下，而不是处于0.4%的水平；第三，美国QE最有效的时候，是出乎人们意料推出的时候，而不是尽人皆知的时候；第四，美国QE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的渠道发挥作用，而不像欧洲主要是通过银行体系传导。

欧洲人倒也不迷信老师。例如西班牙国际银行(Santander)董事局主席布亭(Ana Botín)认为，对欧洲来说，货币政策不可能独力解决问题，所以需要一套组合政策——一把四条腿的椅子，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QE+”。它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改革和传导机制。四方面的政策必须同时发挥作用，如果少了一条腿，椅子就站不稳。

布亭特别强调了传导机制的重要性。 IMF发布的2014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全球的300多家主要银行中，有很多银行愿意放贷，但同一份报告也指出，一些关键国家的关键银行仍然没有放贷意愿。所以她认为，全球货币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关注作为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的银行体系的状况。

欧洲：沉疴遍地

欧洲的问题不止一个QE。在分论坛“欧洲的双重挑战：增长与稳定”上，来自德国、荷兰、芬兰、爱尔兰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拉脱维亚的政府首脑就讨论了三大议题：经济结构改革、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和棘手的欧洲—俄罗斯关系。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分享了德国经济结构改革的经验。据他介绍，2003年时，德国和法国政府都想启动结构改革。但两国的做法有一点大不相同。德国启动结构改革的同时加大了政府投资力度，向经济中额外投入了20亿欧元，为此不惜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盟经济体举债的限制。但法国却并未扩大投资。最终，德国的结构改革在十多年后收到了回报，而法国经济的病症却日渐沉重。

“德国的经验是，一定要把结构改革和投资结合起来，而那些投资要投入能够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领域。”加布里尔总结道。

这一点，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一天在达沃斯致辞中提到的“双引擎”战略——培育打造新引擎，改造升级传统引擎——不谋而合。

不过加布里尔没有提到的是德国改革的一个教训：结构改革对经济确是一副良药，但对政党选举却似乎是一副毒药。自2003年起力排众议推进结构改革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因为改革的副作用而输掉了连任的机会。

爱尔兰总理肯尼(Enda Kenny)就表现了戒慎之心。虽然爱尔兰是最早从欧元区危机中翻身的国家之一，但肯尼依然低调，称爱尔兰还需要几年踏实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并通过同欧盟积极合作，以表明爱尔兰的结构改革能够给国内民众带来福利，也值得国际资本市场信任。

“欧洲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竞争力不足，而且存在许多不平衡。”荷兰首相吕特(Mark Rutte)承认，“各国必须下决心推进财政巩固和结构改革，才能迎来经济复苏，就业增长的一天。”

除了国内经济的挑战，欧洲也面临着国际经济领域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加布里尔认为，同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谈判，可能是欧洲争取影响世界贸易规则的最后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加布里尔说，“如果欧洲不抓住与美国谈判的机会，主导跨大西洋贸易规则的制定，并将其原则推向全球，那么一旦美国和亚太先谈出结果，欧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就会更加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