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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麦场上(本栏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报特约撰稿人 胡杨

　　中国的魏晋墓遗址大多在甘肃的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的魏晋墓遗址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当属精品。

　　嘉峪关市新城镇的戈壁滩上，坐落着数以千计的古墓，它们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而成的。目前已考古清理发掘了十余座。其中编号第一、三、四、五、六、七、十二、十三号墓都有壁画，称为壁画墓。丰富的壁画内容，从另一个侧面更为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目前国内存留的魏晋时期最全面、最丰富、最有艺术特色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无名的墓葬

　　关于嘉峪关魏晋墓，人们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这些数以千计的墓穴为什么没有碑铭，这是很多人所困惑的。因为没有碑铭，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至今仍然无法揭开，因为没有碑铭，所有的推测就仅仅只是推测，无法准确地考证。嘉峪关魏晋墓之所以没有碑铭，这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众所周知，我国的魏晋时代，是一个生灵涂炭、战火纷扰的时代，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璀璨的中华文明惨遭兵祸，之后的文明史中，魏晋遗存寥寥无几。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西北地域周边的匈奴、羌、氐、西域诸族及鲜卑等，因长期与汉族错居杂处，形成共同经济体制，民族间的差异逐渐减少，最后与汉族在互动中融合。尤其在河西走廊，有汉唐时期的历史基础，胡汉融合更是自然而然，所以在中原发生内乱之时，这里却一直安宁，一些内地的逃亡者和士族纷纷迁入，形成了河西以及嘉峪关一带的稳定与繁荣。嘉峪关魏晋墓的形成，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的真实反映。

　　从历史看，虽然东汉盛行墓前立碑，立碑之俗，不绝如缕。但到了魏晋之时，提倡节葬，曹操诏令禁碑，晋武帝亦认为：碑表私美，助长虚伪侈靡之弊，应予禁断。然由于其勒名示后，颂扬显宗之功用，仍有采用。《晋书·束皙传》载：“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陆云死，“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晋书·陆云传》)。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碑，又表赠官爵”(《晋书·忠义·嵇绍传》)。范平卒，“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晋书·儒林·范平传》)。“吴国内史虞潭为太伯立碑”，“阐制其文”(《晋书·文苑·庾阐传》)。陶侃死，“遗令葬国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晋书·陶侃传》)。扶风王骏死，“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晋书·扶风王司马骏传》)。这些碑刻有的立于墓侧，也有的未立于墓侧，但魏晋之时仍有墓碑存在可以确认。《宋书》卷十五《礼志二》：“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因此不能认为考古材料发现得较少，就认为：“魏晋之世，禁止厚葬及在墓前树碑立阙。至此，东汉盛极一时的墓碑顿时趋于消失。”(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嘉峪关魏晋墓没有出土相应的墓碑，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

　　魏晋时期的墓葬形制

　　魏晋时期，由于多行“不封不树”的薄葬政策，墓葬形制较汉代有了一个大的演变进程。虽然魏晋然墓葬形制仍承袭了汉制，但这种演变仍然是革命性的。那就是墓葬由多室向单室过渡。像河南洛阳地区发掘的魏晋墓群，大型墓仍然保持双室的布局，但明显已有单室化的趋势，这就是魏晋墓葬的演变趋势。包括初步认定的晋武帝峻阳陵及晋文帝崇阳陵经钻探都是单室墓，说明以前后双室，前、中、后三室等多室区分墓主的等级原则，已趋于衰减。

　　那么嘉峪关魏晋墓为什么还存在二室和三室这样的墓室形制呢？

　　嘉峪关新城镇附近广阔的戈壁滩，在十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数以千计的魏晋墓，1972年至1979年，共发掘13座，其中8座是彩绘砖壁画墓，墓室有二室和三室两种。三室墓由墓道、墓门、门楼、前室和后室组成，二室墓无中室。墓道为斜坡式，墓门上方均有高大的门楼，高达5米、9米甚至11米，宽2米，门楼上部嵌雕砖或彩画砖，多者达十余层，雕刻有斗拱、侧兽、托梁力士、托梁兽、鸡首人身、牛首人身、雷公等造型。彩画砖有虎头纹、青龙、白虎、朱雀、麒麟等图象。这样豪华的墓葬，应该说与那个时代官方主流意识所倡导和规定的制度有所违背。

　　魏晋时代，不仅是墓葬的规格，既是明器，也有所限制。 《晋书·礼志中》中说：“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封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从以上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经历了魏晋的薄葬之后，前朝的墓葬风俗有所改变，像汉代以来流行的庖厨、家畜、家禽模型的明器趋于衰减，铜器更是罕见，漆器数量亦显著减少。在旧的风俗逐渐破除之时，又有新的墓葬方式开始兴起。比如，以牛车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在内的随葬模式慢慢盛行，尤其是南方长江流域的瓷制明器成为器皿随葬的主流。从三国时期的瓷质壶、罐、碗、灯、钵、盂、羊、虎子，到西晋时期的壶、扁壶、唾壶、碗、洗、砚、薰、镇墓兽、谷仓罐，再到东晋时期的盘口壶、鸡首壶、方壶、香薰、水注、唾壶、虎子，这些墓葬明器的加入，无一不反映出当时士族及贵族人物的真实生活。

　　那么，为什么嘉峪关魏晋墓还会有如此的高规格和高档次呢？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墓主人的身份较高，关于嘉峪关魏晋墓墓主人的身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不能作为一种合理的推断。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魏晋时期，实行“不封不树”之制，是推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曹魏时期到东晋都是如此。《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记载：曹丕临终“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从那以后，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依父兄终制。其后有司马懿“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封不树”。王祥遗令“勿起坟陇”(《晋书·王祥传》)，石苞终制“不得起坟种树”(《晋书·石苞传》)。皇甫谧《笃终》曰：“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从以上的历史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魏晋时期，“不封不树”之制自上而下是实行过的。嘉峪关一带地处偏远，居住在这里的人，除了少数土著，基本上是从内地迁徙而来的流民和士族，汉文化厚葬的习俗根深蒂固。“不封不树”之制的推行，只做了表面文章，而深埋于地下的墓穴，却是超规格地豪华，想一想，在西北边地生活的人们，这一点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吧。再说了，节俭安葬的推行，“自上而下”，毕竟是要经过一段时日，可能就是在新旧制度的交替间隙，嘉峪关魏晋墓出现了一个特例。

　　壁画中的神农崇拜

　　汉代以后，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战略措施的实施，河西长城的修筑，丝绸之路的畅通，使经济文化的交流空前活跃，加之大量的移民实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片荒地的开垦利用，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扩大，使农作物的生长有了物质保证。到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出现了畜牧天下饶、农桑赛江南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嘉峪关魏晋墓的砖雕和砖壁画所呈现的丧葬风俗，有一些与农俗活动有关。

　　嘉峪关魏晋墓墓室前部有高大的照壁，照壁上分布着多种仙瑞灵异造型砖，中心部位筑一阁门，上画双虎。阁门两侧列双阙，其上浮雕人身牛首与人身鸡首图像。照壁的壁面分层有浮雕兽头、人身羊首等，这些都与传统的农神崇拜有关。一般来说，在远古传说的神话中，农神即炎帝，是人首牛身之神。《艺文》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首牛身，长于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故号神农氏。”在汉画中炎帝神农氏已彻底人神化。《艺文》引《易》曰：“神农氏作，析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时则训》云：“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也，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而凤凰即朱雀，南方之神鸟，故而可知这牵凤凰、持宋耜者乃为南方火德之帝神农。嘉峪关魏晋墓中亦有青龙、白虎、朱雀、麒麟等图像，可以想象，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带来了根植于自己灵魂土壤中的文化。而且，有关神农的形象，也经过不断的演义，有所变异。

　　古时候，对于农神的祭祀，已经形成了风气，到了汉代，祭祀农神已成为一种定制。“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正月始耕，尽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注引《汉旧仪》曰：“春始东耕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魏晋时期，嘉峪关一带开垦荒地，大批内地而来的士、农、工、商，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业的丰歉，主要还依赖于风调雨顺，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就为农神崇拜奠定了自然基础。民以食为天，春种秋收，人们都怀着敬畏的心情对神农充满了祈求。比如在惊蛰的那一天，嘉峪关一带的乡民都要用油煎鸡蛋或水煮荷包蛋庆贺万物复苏。到了四月初八，庄稼长势良好，庙会上人潮涌动，这一方面是为佛祖上香，另一方面，也表达对神农的感激之情。在乡野，儒、释、道及各种神灵崇拜是共存的，但求得心理慰藉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嘉峪关一带，人们在祭祀神、信奉巫术的同时，坚信踏实耕种才是带来好收成的根本。在嘉峪关魏晋墓一号墓、三号墓、四号墓、五号墓、六号墓、七号墓、十二号墓、十三号墓出土的大量砖壁画中，反映人们辛勤耕种劳作的画面比比皆是。如犁地：一人一牛一犁，画面中农夫一手攥着缰绳紧握犁把、一手举鞭，耕牛前曲后躬，力度感强烈，生活气息浓厚。耙地：一褐衣、披发的少数民族农夫蹲在耙上耙地，其夸张性的发式和衣着，突出了劳动者的身份。据史书记载：羌人“披发覆面”“衣裘褐”，由此推断该农夫为羌族。农耕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巨大影响也可略见一斑。耱地：一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揽着缰绳，利用身体的自重，站在二牛抬扛牵引的耢上耱地。耢是用来碎土保墒的农具。这幅砖壁画是我国最早的二牛抬扛的形象资料之一。播种：一农妇在前播种，一农夫随后举牖碎土。播种者左手抱盆，右手高高扬起，有节奏地撒种，动作娴熟地翻土、碎土。劳动的场面有条不紊。采桑：中间一棵桑树，左边一赤足女童，双臂系彩缨，胸前挂着器物，高举双手正在采摘桑叶；右边一赤足剪发妇女，正抬手采摘桑叶。扬场：一农夫手持四股叉扬场，粮堆上有一只小鸡，农夫身后也有两只鸡，小鸡前来偷食的兴奋，反映出了农夫收获时的喜悦。打枷：一农夫手持木枷打场，枷为脱粒的农具，由长柄的一平排的木条或竹条构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从这些耕田、耘地、收获的农事画面中可以看到汉代的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付出的辛劳，而这些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社会文化中最伟大的文化，而且也是社会文化其它方面的基础和决定因素。